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Aka Policy Trilemma），别名不可能三角、三难选择，指一国无法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三大金融目标，而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
三元悖论形象地说明了在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有三种选择：（1）保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汇率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2）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3）维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三元悖论可以在汇率制度、经济政策、金融危机应对等方面发挥作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保罗·克鲁曼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他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
历史源流
米德冲突
米德冲突（Meada Conflict）：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在《浮动汇率论》中指出固定汇率制的弊端，认为只有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平衡。随后，玛格丽特·米德于1951年在《国际收支》一文中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只能主要运用政策来调节社会总需求，进一步影响内外均衡。然而，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政府便无法兼顾内外均衡，难以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米德所分析的冲突通常指以下两种情况：固定汇率下失业率上升同时经常账户逆差，以及通货膨胀与经常账户盈余并存。由于汇率工具无法使用，政府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这使得政策制定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因此，玛格丽特·米德认为固定汇率制要求对资本进行管制，尤其是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动。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20世纪60年代，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以弗里德曼为首的经济学家提出，浮动汇率有利于吸收外部冲击。而以罗伯特·蒙代尔、金德尔伯格等人则认为，固定汇率制有助于促进各国联成稳定的经济体系，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发展。“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最初形成，是1960年的《在固定和浮动汇率下国际调整的货币动态》一文，蒙代尔在静态条件下提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等式和国际收支平衡的等式。蒙代尔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深远重要性：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强而有力，财政政策无能为力；固定汇率下，两个政策的效果恰好相反。1962年，弗莱明在《固定和浮动汇率制下国内金融政策》中，以IS-LM模型为基础，融入国际收支因素，研究了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下的实现，指出稳定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程度。该模型扩展了对不同政策效应在开放经济下的分析，说明一国宏观经济受资本流动情况和汇率制度的影响，证明了固定汇率制度下的“米德冲突”是可以解决的。
不可能三角
此外，关于“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的理论，固定汇率制会使货币政策丧失自主性，无法调节对国内产出和就业，只能作为冲销资本的流动以维持汇率稳定的工具。罗伯特·蒙代尔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提出了著名的“不可能三角”理论，即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不能兼得。后来，克鲁格曼和奥伯斯费尔德（1979）进一步将其形式化为“不可能三角”模型。
三元悖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保罗·克鲁曼认为主要原因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他在《亚洲发生了什么》一书中提出了“三元悖论”理论，并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细论述。该理论指出，一国无法同时实现以下三大金融目标：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而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
理论与主张
三元悖论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即三角的三个顶点不能同时成立。它形象地说明了在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有效性和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有三种选择：（1）保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放弃汇率稳定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资本完全流动条件下，自由出入的国际资金导致国际收支不稳定，如果货币当局保持货币政策独立并不对此进行干预，本币汇率将随着资金供求情况频繁波动。通过汇率调整以改善国际收支由此影响国际资本流动虽然有一定局限性，但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然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信心危机的存在，其效果将大打折扣，甚至反而导致危机恶化，政府最终会选择实行资本管制以稳定经济形势。（2）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在金融危机的冲击、汇率贬值无效时，资本管制成了唯一选择。这多见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一方面由于这些国家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来维护稳定的对外经济，另一方面则是这些国家的资本管制监管能力较弱，无法有效管理自由流动的资本。（3）维持资本完全流动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货币政策独立性。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资本的自由流动将抵消一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导致本国货币丧失独立性。在此情况下很难做到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对经济进行调控，最多是发生投机冲击时在短期内被动调整利率以维护汇率固定。事实上，为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与汇率的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将被迫放弃。
不可能三角理论清晰地阐释了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性三者之间的关系，但它遗漏了关于国际资本市场中存量均衡的讨论，也没有表述中间汇率制度的影响。在“不可能三角”模型中，罗伯特·蒙代尔认为形成利差的唯一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然而在现实中各国利差是普遍存在的。
现实应用
在汇率制度中的应用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汇率制度二极论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又称“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该理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将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
中间汇率有效论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该理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1/2，1/2，1”的中间路线，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此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而中间汇率有效论则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
害怕浮动理论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2002）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他们发现，那些宣称浮动汇率的国家，在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做到，而是呈现出“害怕浮动”的情形。这些国家大多数并没有允许其汇率真正浮动，而是通过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来维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此外，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在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意志联邦银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与“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从其他角度解释“害怕浮动”现象。例如，Willett（2003）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他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汇率和货币政策适当政策权重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
在经济政策中的应用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然而，在实际经验中，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在发展中国家，三元悖论的应用和发展也引发了一些讨论。一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实现资本项目开放和固定汇率制度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脆弱。而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
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例如，Bla和Ajay（2010）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他们发现，尽管这些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实际上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搭配导致的结果使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中。然而，一些研究结论与三元悖论的基本结论相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度尼西亚采取“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政策组合，危机后调整为“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一是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预期的变动；二是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经融开放。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2010）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
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在金融危机中的应用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面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同样会引发金融危机。事实上，关于货币危机的理论模型，第一代和第二代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中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具体来说：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如何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并与固定汇率制度产生矛盾。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如何实现自我加强的过程。
此外，部分学者还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2010）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其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一些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man J.M. Chinn和H. Ito（2008）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MI）、汇率稳定性（ERS）和资本开放度（KAOPEN）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22%，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
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导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影响与评价
一部分学者认为不能迷信“三元悖论”，因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不切实际的理想前提假设下的，即：开放经济条件，完全的货币政策独立、完全的固定汇率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显然，在现实中，这些抽象条件是不能达到的，即使之后的逻辑推导再精准，得出的结论也只能参考，而不能照搬。所以“三元悖论”对各国制定经济政策只有参考意义，而不是决定性的。
重要相关学者
罗伯特·蒙代尔
1932年，蒙代尔出生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小时在离家很偏远的一个地方上学。那个地方人烟稀少，只有一所小学。由于条件所限，几个年级的十几个学生只能共用一间简陋的教室。在时光过去70多年后的2006年，蒙代尔来到武汉时，他对他的故乡和少时求学的那段经历曾有这样的讲述：“我的家乡加拿大安大略省，类似于湖北在中国的位置，是一个封闭的城市。我的父亲比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小两岁。我去过湖南省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我小时候上学的地方，跟他的家差不多大。我记得那时读书的学生人数很少，8个年级一共才12名学生，全部挤在一起上课。由于2年级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直接从1年级跳到3年级。”罗伯特·蒙代尔认为：“艰苦的学习环境并不是阻碍人们成才的一个因素，一个人想要成功，就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客观条件，把自己的兴趣放在首位，要自己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中学时，蒙代尔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起因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镑贬值原因的追寻和思考。英镑在整个19世纪是世界经济市场上最强硬的货币。1949年英镑贬值时，没有人能解释英镑贬值的原因和这件事的意义何在。于是他在这个还没有答案的领域进行研究。年仅17岁的罗伯特·蒙代尔阅读了大量的报刊和专业性的资料，想从中找出答案，可是他失望了。因为当时根本没有人能正确解释一种货币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规律。这让他对经济学有了浓厚的兴趣，为他后来终身从事经济学研究埋下了伏笔。此后蒙代尔经过10多年的研究，发现并且逐渐地相信1949年英镑贬值是一个错误。
蒙代尔对经济学的爱好给他的人生带来了美丽的色彩。他在几次武汉之行中对他学习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经历和实践有过叙述。他在武汉曾说，他的大学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的，这时的他学到了比较深的经济学理论，使他坚定地爱上了经济学这门学科，并下定决心把它作为一项毕生的职业。大学毕业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完成了硕士学位。接着通过贷款，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读博士，1956年年仅24岁的他以题为《论国际资金流向》的博士论文一举成名，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57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博士后学业。
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间，罗伯特·蒙代尔在经济稳定政策、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等两大领域做出了贡献。他在1969年起草了第一个正式的欧洲货币计划，倡议并直接设计的区域货币欧元，在33年后的2002年1月1日终于诞生。蒙代尔用欧元诞生的事实将“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以没有独立货币”的百年经典理论打入历史的尘埃，成为有史以来首位区域货币的创始人，被誉为“欧元之父”。蒙代尔的著作颇丰，《国际经济学》和《最优货币区域理论》是他经典的代表著作。蒙代尔从1974年开始一直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97年获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杰出人士奖，1998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9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新闻公报这样写道：罗伯特·蒙代尔进一步发展了开放经济下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他建立的这一理论基础支配着开放经济下的实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且成为国际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基础课。
保罗·克鲁格曼
保罗·克鲁格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出生，197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之后分别在美国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任教。其间，1982～1983年曾任职于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1991年曾获美国经济协会为对经济学做出最杰出贡献的40岁以下经济学家所设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并被美国《幸福》杂志誉为“继约翰·凯恩斯之后文笔最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明了“新贸易理论”这一名词，创建了“新国际贸易理论”，揭示了国际贸易中收益递减和不完全竞争及其结果。被誉为当今世界上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此外，90年代初期，在人们纷纷盛赞并陶醉于“东亚奇迹”的情况下，保罗·克鲁曼早在1994年就曾预言将会爆发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他又将这一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冲击，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相提并论；1999年，他又向世人发出了“大萧条”的警示，倾向于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世界可能爆发新的大萧条。强调必须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重新考虑过去20年被主流经济学所扬弃的约翰·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克鲁格曼的主要著作有《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1985）、《战略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1986）、《浮动汇率》（1988）、《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1989）、《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1989）、《地理与贸易》（1991）、《发展、地理及经济理论》（1995）、《汇率目标与通货组织》（1992）、《国际贸易的再思考》（1990）、《自组织经济》（1996）、《空间经济学》（1996）以及《萧条经济学的回归》（1999）等。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扩展
数学
在数学上，有著名的彭罗斯三角（Penrosetriangle）就是典型的不可能三角。彭罗斯三角看起来像是一个固体，由三个截面为正方形的长方体所构成，三个长方体组合成为一个三角形，但两长方体之间的夹角似乎又是直角。上述性质无法在任何一个正常三维空间的物体上实现，所以称之为“不可能三角”。但从图上看，这个三角又似乎存在，其根本原因是：人类的视觉系统对一个二维图形的三维投射而形成的光学错觉。其本质上是两组相互垂直的长方体的组合，中间的长方体和两端的长方体分别垂直互连，但两端的长方体端点在不同平面，所以连不上。将这种图形按一定角度投影到平面上，利用视觉差，就形成了彭罗斯三角。
哲学
在哲学领域，也有一个著名的不可能三角，即“伊壁鸠鲁悖论”：悖论的前提是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按此推导，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就是无能的；如果是雅威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不善的；如果是上帝既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恶”，那么上帝就是既无能又不善；如果全知的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那世界不可能充满“恶”。所以，“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并不存在。
其他
在计算机领域中有“CAP”不可能三角，又称CAP原则，指的是在一个计算机分布式系统中，Consistency（一致性）、 Availability（可用性）、Partition tolerance（分区容错性），最多只能同时三个特性中的两个，三者不可兼得。在管理领域，著名的不可能三角是“质量、时间、成本”三角，指的是这三个目标不能同步达到，即如果管理者希望你“又快、又好、又省”地完成某项任务，那你最明智的选择是告诉他，有一个关于项目管理的不可能三角。
参考资料
The Impossible Trinity (aka The Policy Trilemma).econstor.2025-05-10
三角——从稳定到不可能.微信公众平台.2025-05-10
中国是一个有潜力的国家——『欧元之父』蒙代尔的几次武汉之行.武汉数字地方志馆.2025-05-10
保罗·克鲁格曼.中国网.2025-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