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犹太人(分布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的犹太社群)

开封犹太人是记录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中国犹太社群之一，分布于中国河南省开封市市。在鼎盛时期人数达七十三姓五百余家，宗教文化生活也异常活跃。他们自称“挑筋”教徒、“一赐乐业”教徒，被当地人称为“蓝帽回回”等。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外一体”政策感召下，他们的宗教受到尊重，即使在处境孤立、开封屡受黄河水患以及经济凋敝的情况下，延续至少有七八百年时间。

历史上犹太人多次来华，并在中国多地活动，但只有开封犹太人形成了有规模的社团。开封犹太人大约于北宋年间来华，当时有70多户（1000多名），“有李、俺、艾、高、穆、赵、金、周、张、石、黄、聂、左、白等七十姓”，“进贡西洋布于宋”。他们聚居在开封，逐渐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犹太社团。赵昚隆兴元年（1163年），他们购置土地。后在金朝统治下的开封建造了犹太教清真寺（“一赐乐业教”会堂），将他们带来的《正经》一部（即希伯来语《托拉》经卷）存放在此。初到开封的一百多年，犹太人仍严守族内通婚，人数可能达到2500人之多。但明代中期以后，开封犹太人逐渐放弃了这一犹太传统，与汉、回等民族通婚，加速了犹太后裔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及言谈举止等方面的同化，而且也使他们失去了体质上的特征。17-18世纪，由于开封城市经济环境、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和灾难频仍，社团成员大量外迁，人口愈益减少，社团日益贫困。开封犹太人宗教文化的载体一赐乐业教清真寺经历多次重修、重建，开封犹太人环绕清真寺居住的传统格局也在这一时期被打破。

19世纪以后，开封的犹太社团中当时已经无人识得希伯来文，犹太礼拜寺也破败不堪。一些知识分子攻读孔孟经典，参加科举考试，在日常生活中习用汉字汉语。他们穿戴中国服饰，按照中国习俗惯例待人接物处世，逐渐放弃传统犹太教信仰，尤其在饮食方面，“挑筋”习俗都鲜有人遵守。这一时期，维系开封犹太人社团宗教和文化传承的精神纽带《托拉》最终随着社团的衰败而流散。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华调查时，发现开封犹太人已几乎完全丧失犹太信俗。长期以来，人口的有限、历代王朝的政策和极深的汉化程度等，决定了开封犹太人无法长期保持民族个性。至现代，开封犹太人已基本在生理和文化上被完全同化，新中国成立后，开封犹太人并没有被认定为少数民族，而是作为汉族的一部分，其存世的文物典籍则大多仍在清真寺中保存和流传着。但也有少部分人坚守犹太认同，并有一些仍自认是犹太人的群体搬迁到以色列。

开封犹太人每日3次礼拜，每月4次守斋，每年7次举戒。守斋日这一天除了不劳作和诵经、祷告之外，还要做默念修省功夫，这是一赐乐业教区别于他教的一个特点，也是受儒教影响的结果。除此之外还要祭天祀祖（“祖”指的是其民族和宗教的先人）；除真天（雅赫维）之外不信一切鬼神，不塑形象；吃牛羊肉要挑筋；男子生后八日举行割礼等，这些都是开封犹太人在社会文化、宗教和日常生活方面特殊的习俗和礼仪。开封犹太人对中华文明和犹太文明的友好交往起到很大作用。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教授曾说，像开封犹太人这样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自然同化于客居地文化和社会之中的情况是不多见的。这种同化模式也许是唯一的且具有创造性的，犹太人与中华文明长期交往的范例。

起源

先祖考略

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见到开封犹太人艾田时，发现艾田不知道“犹太人”这个称呼，只认为自己是“一赐乐业”。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在中国的犹太人，是在公元前形成之前就已离散出来。1613年，赴，发现开封犹太人没有基督教的知识。直到明清之际开封犹太人都不知道基督教会和耶稣的存在。根据开封犹太人的存书，如《》《但以理书》的成书时间可以估算出开封犹太人的先祖在“圣书”成书（公元前100年左右）之前就已经离开巴勒斯坦。

此外，开封犹太人直到18世纪初都在采用统治犹太地区时（公元前198年）开始推行的“契元法”，而1019年开始被西方犹太人采用的“创元法”却不被开封犹太人所知。且开封犹太人并不纪念光明节，这个节日是犹太人为纪念公元前165年（或前164年）哈斯蒙宁族推翻塞琉古帝国统治取得民族独立而设，几乎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都纪念这个节日，但开封犹太人却对此茫然无知，由此推测开封犹太人先祖离开巴勒斯坦的时间下限应当不晚于公元前168—前165年。

来华历程

关于犹太人在中国定居生活的较可靠记载见于隋唐时期。马尔克·斯坦因所劫西域文献中，有一件是写于708年、发自波斯的一封希伯来语商业信件残片，出土于新疆和田洛浦西北的丹丹乌里克；保罗·伯希和1908年发现于敦煌千佛洞的一段希伯来文祷文，时间也被定为8世纪。这两件残片说明当时的欧亚交通干道上有犹太人活动。唐代也有从海路入华的犹太人，据阿拉伯旅行家阿布才伊特记载，唐末黄巢占领广州市时，所杀十二万从事贸易的蕃人中有犹太教徒。宋代以后，犹太人在中原地区境内分布更为广泛，在南京、扬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泉州市、北京、宁波市、杭州市等地都发现有犹太人生活过的痕迹。

开封市犹太人现存明清碑刻中，弘治二年（1489）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称其为以前入华，清康熙帝二年（1663）所立的《重建清真寺记碑》称周代入华，此两说目前无证可寻。明正德七年（1512）碑称汉代入华，这一说法曾在19世纪广为欧洲学者所称引，但学界仍存疑。这三篇碑文对犹太人来路的叙述也都有不同，弘治二年碑称“出自天竺，奉命而来……进贡西洋布于宋，帝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正德七年碑称“至于一赐乐业教，始祖阿耽，本出天竺西域，稽之周朝，有经传焉……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隆兴元年癸未，建祠于汴”。康熙二年碑对开封市犹太人的来路叙述更不明朗，“教起于天竺，周时始传于中原地区，建祠于大梁……其寺俺都剌始创于宋孝隆兴元年……”三块碑文越是后立的，所述犹太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越早，且都称其教来自天竺，这可能是开封犹太人为了让中国人易于理解其来源的大概位置，而使用的泛称，而追溯至周、汉时期，则是崇古思想作祟。

开封犹太人来华大抵在宋代，可能同时有海上和陆上两条路线。弘治二年碑提到“进贡西洋布”，可以推知有一批开封犹太人从携带西洋布，从海上来到中国。但同时，该碑也提到，北宋时期，有一批犹太人随着阿拉伯人、突厥人、波斯人等中亚游牧民族经丝绸之路来到当时的都城东京（开封）。但关于开封犹太人为何北宋就已进入开封市，却一直迟到南宋才建寺开展宗教活动，却另有一番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犹太人是北宋末年即宋徽宗宣和（1119—1125）后期来到开封定居，开封随即就被金朝攻占，史家未及记载犹太人定居之事。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们在赵恒咸平二年（999）就来到北宋，但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确定要在开封定居，所以才会出现碑文中年序混乱的记载。第三种说法则认为，第一批在开封定居的犹太人是在金朝占领开封以后才到达的，他们献西洋布的对象是金朝皇帝，被允许定居和建会堂也是女真统治者的恩惠，但到了汉族统治的明朝，犹太学士在为祖先立碑时，就曲笔饰过，把与女真统治者的关系张冠李戴到北宋统治者身上。有关北宋的杂记汇编中都未见到“一赐乐业教”之事，亦是一证。

历史沿革

宋元时期

明弘治二年所立《重建清真寺记碑》称，北宋时期有一批犹太人经丝绸之路来到开封，自称“出自天竺，奉命而来”，受到宋朝当局的友好接待，北宋皇帝亲自接见，并写诏书“归我华夏，遵守祖风，遗留汴梁”，允许入籍中国，可以保持自己本民族的信仰习俗，不会受到歧视。在此期间，开封犹太人取得一定的成功并成为开封一带的富人阶级，被北宋王朝誉为“模范臣民”。此时他们的宗教活动愈发活跃，1163年，开封犹太人在闹市区修建犹太会堂——“一赐乐业教清真寺”。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碑文也曾记载过此事：“厥后原教，自汉时入居中国。宋孝元年癸未，建祠于汴。”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孛儿只斤·忽必烈将佛教释迦牟尼、伊斯兰教穆罕默德、基督教耶稣和一赐乐业教摩西称为四大先知。犹太人在社会上被归为色目人。开封犹太人自元代以来逐渐改希伯来姓名为汉人姓名，如有人认为李姓是由利未氏（Levy）而改，艾姓是由艾兹拉氏（Ezra）而改。同时，开封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也开始上升，据正德七年碑，从元代起，开封犹太人中有的进入朝廷或到州县当官，有的通过经商成为富商巨贾，还有工匠、医师和神职人员。

明清时期

明代开封犹太人，有进科取士者，有富甲而资助政府、平民者，有为国效命者，有德修厥躬而善著于一乡者。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利玛窦在北京会见了开封市犹太人举子艾田。艾田表示河南开封有10至12姓犹太人。他自己为了攻读中原地区文学，参加科举，所以放弃学希伯来语。也正是在此过程中，犹太知识分子受到中国传统思想以及封建官场的环境影响，改变了他们立身处世的方式，冲淡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此外，从明中期开始，传统的族内通婚制由于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相悖，逐渐被放弃，开封犹太人转而与汉、回等民族通婚。这种行为加速了开封犹太后裔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同化，也使他们开始失去体质上的特征。

1608年，利玛窦派了一名中国天主教徒去开封，带回了《摩西五经》头尾几节的抄本。开封所存古本《摩西五经》所用希伯来语没有元音，属于古老的版本系统，与16世纪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书商克里斯托夫·普兰丁(Christoper Plantin)的希伯来文本《圣经》吻合。利玛窦本人不懂希伯来文，就派那位中国信徒再次前往开封，并带去了一封致开封犹太清真寺掌教的信。利玛窦说，他在北京有《旧约圣经》，也有记载已来到人世的弥失诃的言行的经典。但开封犹太人掌教复信说，弥失诃尚未来到人间，要来也是一万年后的事。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之间有关弥失诃的讨论，显示出犹太教和后来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基督教(天主教)之间的基本区别。犹太教相信将有一位救世主弥失诃来到人世，拯救犹太民族，而基督教则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失诃。

开封市的掌教得知利玛窦是一位来自西域的有名望的传教士，表示愿意把开封犹太清真寺交给利玛窦管理。唯一的条件是不能吃猪肉，而且要与犹太人住在一起。这说明开封犹太人不了解犹太教与天主教的区别。

在利玛窦与开封犹太人联系以后，3位犹太人从开封来到北京，表示愿意皈依天主教，其中有一个是艾田的侄子。他们告诉利玛窦，开封的犹太教正在迅速衰落，人们已经不识希伯来语，掌教年高去世，其子年幼，对犹太教很不熟悉。利玛窦立即向梵蒂冈报告，建议尽快派传教士到开封市工作。耶稣会士是想把中国犹太教徒拉过来，改宗天主教。1613年，号称“欧洲孔子”的意大利神甫艾儒略(Juliu Aleni)奉罗马教廷之命访问了开封，考察了开封犹太人清真寺，当时老掌教已经去世，但带他参观清真寺的人不肯掀起帷幕，所以他并没有亲眼看见开封的希伯来文《圣经》。1628年，耶稣会终于在开封设立了一个传教据点，距犹太清真寺很近。

明末以来，开封地区天灾人祸不断，开封犹太人社团受到打击，清朝政府普遍实施排外政策，造成国民排外心理，使开封犹太人社团日趋衰落。清代开封市犹太人只有七姓八家：李（一姓两家）、赵、艾、张、高、金、石。但清初到康熙，仍不乏有名望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骆保禄在罗马教廷的直接指派下访问了开封。他受到那里犹太人的热情接待，但他去时开封犹太人只剩下7姓：赵、金、石、高、张、李、艾。骆保禄参观了开封犹太人清真寺，看到了各种碑铭匾额和掌教保存的13张案桌，上面陈放着13个经，罩以帐幔，其中收藏着13部经卷。当中的一部纪念摩西，左右各6部纪念以色列人的12个支系。经卷均为羊皮质地，以希伯来语写成。此外还有一些箱匣，藏着多种所谓“散经”。

1723年，宋君荣神甫到了开封市，据宋君荣调查，开封当时犹太遗民有7姓，共约1000余口。他们的男婴仍实行割礼，遵守安息日、逾越节、普珥节和其他节日。但据他所言，“开封的犹太人对希伯来文已经很生疏”。“由于已经有两个多世纪没有人从西域来中国，因此他们读起希伯来文是带有中国口音的”。

至雍、乾时期，朝廷明令禁止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的政策，开封犹太人再难有机会与外国犹太人社群接触。咸丰后开封犹太人社团彻底衰落，自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犹太会堂再未被修缮过，1851年存放《托拉》经卷的开封犹太会堂倒塌，此后再未修复。

近现代时期

1850年前后，开封犹太人已经不认识希伯来文，随着开封犹太社团的最后一个拉比（犹太教神职人员）的去世，开封犹太人的宗教活动终止。一些开封犹太人民族意识淡漠，乃至出卖经书，把原来珍藏在清真寺内的13部《》中的10部卖给他人，古开封市犹太人保存的珍贵经书散佚各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洪秀全等人所组建的拜上帝教要驱除异端。之后，开封犹太人中的一部分人才回到了开封，数量上大大减少。

1852年，由时任美国《西方犹太人》期刊主编以撒·莱塞（Isaac Lesser）拉比的推动，创建开封犹太人援救会，但由于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南北战争等原因，具体举措都先后流产。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访问开封时，看到犹太人已经不识希伯来语，不再聚会礼拜，彼此间联系松弛，不少人已同化于回族。有一位犹太人甚至出家做了和尚。装饰犹太清真寺大门的金字匾“一赐乐业”，已经被当地一个清真寺拿走。犹太人不再实行割礼，并已与回族或汉族通婚。有一个犹太人当场对丁良承认其妻子就是“外邦”人。犹太人的传统节期，他们大都不再记得，也不再遵守了。可以说这时开封市犹太社团实际上已经消亡。

1900年5月14日，在华犹太人在上海市成立了救援中国犹太人协会，旨在复兴中原地区开封犹太社团。此前，于1900年3月13日筹备协会期间，塞法迪犹太社团就同时用中文和希伯来文撰写了致开封犹太人的信件，并派专人送到开封。但由于当时义和团正在起义，正常通信渠道受阻。但经过协会的努力，还是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果。几名开封犹太人分别在1900年和1902年来到上海，受到协会的接待和安排。协会传授他们犹太教教义及仪式，并准备帮助他们重建开封犹太会堂。1924年，协会经过改组，再一次做出救援开封犹太人的努力，但未收到任何成效。后因组织自身资金短缺，该组织自动消亡。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封市犹太人的后代陆续从原本聚居的教经胡同中搬出，从日常生活看，他们也已基本放弃了犹太习俗，如直至2002年才又重新集体过了逾越节。虽然他们还保持着不吃猪肉的习惯，但已经不再像犹太人那样对牛羊挑筋，可以说开封犹太人已经完全融入汉族、回族等民族中，不作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但也有部分人坚守犹太认同，甚至迁移到以色列。

人口规模与环境

人口规模

明弘治二年（1489）开封犹太教碑文载，北宋年间约有70多户（1000多名）。到明代，开封犹太社团进入鼎盛时期。据开封犹太人自己的统计，当时整个社团已有五百多个家庭，人口约四五千。这个数据仅是当地人口的，不包括迁徙到其他地区的开封市犹太人后裔。1723年，据研究希伯来语《圣经》的学者宋君荣神甫来到开封调查，开封当时犹太遗民有7姓，共约1000余口。

由于开封当地自然环境不断恶劣，中原频繁兵灾战祸，社团精英到外地经商出仕等原因，导致其人口大量外流而规模日渐缩小。再者，与其他社团联系网络日益断绝，最终在19世纪中叶丧失社团地位。同治六年（1867），开封犹太人剩余两三百家。20世纪20年代，国民政府第一次做人口普查时，开封有大约一百六十八户登记为“犹太人”。1932年，开封有二百多犹太人后裔。1987年初统计数字显示，开封市共居住有犹太人后裔66户，150多人。

生存环境

宋朝的京都在开封，招致富经商精神逐商机而居的犹太商贾。宋代以后，各朝统治者对待各种宗教组织和信徒采取宽容政策。完颜雍大定三年（赵昚隆兴元年，1163年），开封的犹太人始建清真寺，由掌教（拉比）主持，一直作为城市犹太社区的精神与公共生活的聚焦点而存在。此后在“中外一体”政策的感召之下，开封犹太人的内聚力逐渐削弱，其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也在日益演化。中国封建儒家传统浓厚，商品经济不发达，重农抑商的社会价值观，使得开封犹太人无法像欧洲犹太人那样形成高利贷债主阶层。若寻求名利、特权，有意提高社会地位，只能攻读四书五经，通过科举入仕。

开封地处黄河边，屡受黄河水患，清真寺多次遭毁，屡次重修，至明朝弘治二年（1489年）共重建和修建过6次。康熙二年（1663年）碑说，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李自成起义过程中，开封没于黄河大水，“寺因以废，寺废而经亦荡于洪波巨流之中，教众获北渡者仅二百余人，流离河朔。”这种周期性水患使得犹太经卷不断佚失，也使得开封犹太人所积累的财富被反复毁灭，无法形成经济优势和文化优势来维系宗教信仰，因此也就逐渐摒弃了其祖先追求财富的价值观。

社团文化

民族语言

开封犹太人用希伯来语和汉语祈祷。开封的希伯来文经卷分为53卷。希伯来文有27个字母，但常用的只有22个，还有5个另有变化的写法。明初开封犹太人开始习用汉字汉语，起先是因为一些文人要参加科举考试，后来则扩大到日常生活中均使用汉语，希伯来语只在极少数场合如举行宗教仪式时才使用。目前发现所有开封犹太碑文都是用汉语撰写，有一些专门语汇，如犹太教的人名、地名，其译法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宗教信仰

开封犹太人信仰“一赐乐业教”，保持独特的宗教礼仪。开封市犹太社团圣典《托拉》是雅威在昔那山（今译为西奈山）授予摩西的，其宗旨是“以善为师，以恶为戒”、“教人为善，戒人为恶”。他们不崇拜偶像、不敬奉鬼神，只信仰“无声无息、至微至妙，而行生化育，咸顺其序”的上帝。在宣读《圣经》时，蒙上一层薄透面纱，以纪念摩西在西乃（西奈）山下蒙面宣读耶和华所颁布的“十诫”和其他律法。

17世纪以前，不断有其他国家即信仰犹太教、精通希伯来语的人来到开封。18世纪以后，开封犹太社团与外界联系日益中断，宗教信仰也日趋淡漠。1850年，当中国信徒邱天生、蒋荣基代表伦敦犹太人布道会来开封访问时，发现开封犹太人已50多年没有掌教，没有希伯来名字，不能认读希伯来文，宗教礼仪已经停止。

立碑释教

开封犹太人主要通过立碑的方式来阐释教义。从现存的资料中可以断定开封犹太人熟悉早期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并且坚信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宗教场所

犹太人清真寺是开封众保存《托拉》经卷，举行礼拜、诵经、祷告等宗教礼仪的场所。1163年建成之后，一直称作“清真寺”，明朝年间为了区别清真寺，曾改名“尊崇道经寺”，清朝初期又恢复为“清真寺”。清真寺规模巨大，有“梁园胜景”之称。先后经历11次重修、修复，面积从556.1平方米增至8196.2平方米。清真寺格局也相应发生变化，由起初“一进院”扩至“四进院”，从独尊雅威进而增添了尊崇民族祖先、社团及家族先人的宗教设施。

开封市犹太会堂的建筑风格和陈设与目前世界各地犹太社团会堂风格不同：殿中设摩西宝座，行宗教仪式时，诵经人在台上诵经，殿中最神圣的部分用幕遮住；会堂设有专用于屠宰牛羊和挑筋的场所，神职人员的食所列在会堂庭院的南北两侧。1722年孟正气神甫在开封住了8个多月。他绘制了两张开封犹太清真寺的线描图，一幅为清真寺全景，一幅为寺院内观。据孟正气线描图，可知开封犹太清真寺占地长6丈、宽4丈，若连其附属建筑，则长30—40丈，宽15丈。其庭院分为三进，大门朝东，礼拜时朝西，即向圣地耶路撒冷。欧洲的犹太人礼拜时朝东，也是朝耶路撒冷。大门外有一对石狮子。进门是一座高为3.8米的牌楼，上有康熙帝所书“敬天祝国”。他们也敬孔子，每年春秋两季都去孔子庙参与祭孔典礼。清真寺内设有祖堂，祀奉祖先的仪式与汉族没有什么两样。区别只在于不设图像，也不用猪肉献祭。

第二进是“一赐乐业殿”，宽约13米，进深约18米，几方著名的古碑都立在那里。殿后有后殿，西墙上刻有“十诫”，两边桌上陈列着经卷。大厅两边有讲经堂、厨房，还有教祖圣祖殿，以纪念以色列祖先如阿无罗汉(亚伯拉罕)、以扫、雅阿厥勿(雅各)、乜摄(默舍，即摩西)、蔼子剌(以斯拉)等人，这些祖先只有牌位而无图像。还有赵姓和李姓的祖堂。开封市犹太人在这所清真寺内每年于春秋两季以中国传统方式敬奉自己的祖先。

弘治二年（1489）所记，从1163年始建会堂至立碑当年（1489），犹太会堂一共修建过六次。按理每次重修和扩建都会立碑以志，但可能这些碑刻因各种原因已经失传。1279年，开封犹太人在元朝政府支持下重建犹太会堂，新会堂面积达一万多平方米。1461年被洪水侵袭，万历年间又遭大火焚毁，1643年李自成围攻开封，明军决黄河，又遭水淹。康熙二年(1663年)，一位开封犹太裔官员赵映乘举资重修。此后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曾连续4次修复清真寺，但此后再无能力修缮。至嘉、道年间，会堂到处是残垣断壁，破旧不堪。

1866年2月17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访问开封市时，清真寺已成为一片废墟，唯有一块6英尺高的石碑（弘治碑）立在污水池旁边。1910年，清真寺遗迹亦荡然无存。1914年，加拿大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特（W.C.White）以中华圣公会的名义与七姓头目签约，购去清真寺旧址。时至今日，原来犹太会堂所在地已经变为开封市第四人民医院，会堂留下的唯一痕迹便是医院锅炉房里的古井。

宗教礼俗

开封犹太人延续了传统的犹太礼仪，犹太教作为“伦理—神教”，在漫长岁月中凝练了独特的利益与习俗，也是犹太教区分其他教的主要标志。早期，开封犹太人尚能维持严格的风俗习惯。礼拜斋戒方面，于每日寅时、午时、戌时向西礼拜，鞠躬——中立——默赞——鸣赞——退三步——进五步——向左鞠躬——向右鞠躬——仰敬——俯敬——再鞠躬（终）。且不交言、不回视、不以事物之私乘其入道之念。《重建清真寺记》碑有记载开封犹太人坚守安息日和赎罪节的事迹。赎罪节是在秋末闭户清修一日，要求面对雅威，存养心性。此前一日于日入时起便饮食俱绝，至次日赎罪节这天的日入时停止斋戒。每日三次祈祷，按照拉比传统举行礼拜仪式、诵读祈祷文，在安息日诵读《妥拉》经卷。

每逢周六安息日，他们要宣读一段经文。与欧洲各国犹太人一样，他们在一年中能将经书的53段全部读完。宣读者把《圣经》置于祝虎院正中摩西的宝座上，一位提辞人站于其侧，再往下几步，还有一名满剌(Mullah)，帮助提辞人纠正错误。摩西宝座的后面，供有“皇帝牌”，书有当朝皇帝的名字。“万岁牌”上则悬有希伯来语金字横匾，文辞大意是：“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雅威是唯一的主，福我其名，荣哉其鉴，临于永远。”安息日那天不升火，食物在星期五准备好。开封市犹太人一年七次举戒，并施行割礼；犹太文人会到孔子庙祭祀孔子；在“聂氏宗祠”用和中国人相同的仪式祭祀祖宗，但不设立牌位和遗像。

1867年，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来开封时称，他们已完全丧失自己的礼仪，几乎难以与异教徒区分开来。家里供着偶像，留着祖先牌位，一名犹太人后裔皈依佛门，法名“本道”，有的与当地人通婚，并不再行割礼，衣著、宗教诸方面已如同汉族。但石姓开封犹太人在每年春节均依照犹太逾越节的礼制，用毛笔沾鸡血涂抹门楣，并用白水煮羊肉祀祖。

风俗习惯

从事职业

从1980年代有学者所做的考察访问和现存家谱来看，1911年之前，开封犹太人基本不从事商业活动，与传统意义上的犹太人相去甚远。可见他们在中国中原地区已按照汉族社会的价值观念来建立自己的生活标准。清代尚存的七姓八家（李是一姓两家）有不少中了进士，或取得功名享有高官显爵，还有很多举人和秀才，由此可知，接受汉文化教育努力走科举道路的人还有更多。一旦中举，人生境遇就会大为改观，这样一种与科举制度相伴随的社会价值观念对犹太人也有很大吸引力，科举入仕能够带来的社会地位、名利、财富、特权都是犹太人生活在其他地区所无法得到的。因此生活在中国的犹太人大都舍弃了经商道路。

饮食

开封犹太人饮食教规禁止食用非反刍哺乳纲、贝类和爬行纲，不食猪肉。谨遵挑筋规定，忌带血食物，即在宰杀牲畜时，挑断其筋络，流尽其血，只为纪念先祖雅各与神角力时受伤的大腿。后裔汉化彻底，食物方面的禁忌已很少有人遵守，如挑筋习俗，各姓犹太人后裔均食用猪肉。

婚姻

犹太人初来开封之时，实行“族内婚制”，明代中期以后，逐渐放弃这一传统，与汉、回等民族通婚。原因一是因“弟娶寡嫂”等婚姻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违背，有中国史籍记载，顺帝至元六年（1340），监察御史世图尔上奏，宣禁答失蛮、回回、主吾人等叔伯为婚姻”；二是因犹太社团人数逐渐减少，传统族内婚制难以维持。

明末清初开封犹太七姓《登记簿》记载，开封犹太人至少娶了苏、郭、陈、徐、吴、宋、王、孔等40多个姓氏的外族女子为妻。这种通婚现象加速犹太后裔在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及言谈举止等方面的汉化，同时使其失去轮廓突兀的相貌特征。

留存文物

目前开封博物馆中保存的明正德七年（1512）立《尊崇道经寺记》碑、康熙十八年（1679）立《祠堂述古碑记》碑和一块无题记残碑。清康熙二年（1663）立《重建清真寺记》碑在陈垣研究“一赐乐业教”时已经不见，明弘治二年（1489）立《重建清真寺记》碑于“文革”中遗失，但这些碑文的文本或拓片尚有保存。

1850年，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的传教士代表团访问开封市犹太人，于1851年安排将他们的手稿移至上海市并保存，后以协议为正式购买，所有手稿均被转移到该协会的伦敦总部。1924年，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希伯来联合学院克劳图书馆馆长阿道夫·S·奥科（AdolphS.Oko）安排购买这些藏品，自此，五十九份手稿就一直保存在那里。其中有一本希伯来语和中文的《siddur》（犹太祈祷书）以及社区拥有的古希伯来语手稿版《圣经》和两本《哈加达》。

西方研究与调查

西方对开封犹太人的注意由来已久。9世纪末起，西方旅行家和传教士已经记载了中国存在犹太人社团，但他们的叙述传奇性过强而内容又太简单，难以取信于人。17世纪，自利玛窦开始就有不少耶稣会士力图与开封犹太人保持联系，但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布道，使犹太人改宗基督，并未真正以其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些传教士向欧洲汇报了开封犹太人的基本情况，在17-18世纪欧洲基督教会产生一些争论时，想到以中国犹太人为证，反过来促使当时在华的耶稣会士对开封犹太人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

利玛窦与艾儒略的调查

1605年，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在北京见到开封犹太人举子艾氏（艾田），向他调查了犹太人的数量，圣经、十字架及其他圣物的情况，开封市犹太人家族的姓氏和中文名姓，礼仪、割礼、洗礼、教理教义、圣母圣婴画及十二使徒。1608年，利玛窦又派澳门人徐必登赴开封实地调查，主要任务是抄录开封圣经以与通用的《旧约圣经》之前五书比较。徐必登带回《摩西五经》头尾几节的抄本，经与16世纪比利时安特卫普著名印刷商普朗丁（Christopher Plantin，1520—1589）出版的希伯来语圣经比较后，发现完全吻合。但利玛窦本人不懂希伯来文，无法进一步研究犹太人的圣经。后来，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曾于1613年赴开封，希望调查犹太教堂中的各经书，但犹太人虽让他参观教堂却拒绝让他看藏于帐幔之后的经书。艾儒略的这次访问，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1585—1658）在《大中国志》中有过简略记载。曾德昭还根据利玛窦和艾儒略提供的材料提出两个推测：其一，开封犹太人可能是在耶稣降生之前进入中国的，因为他们没有基督的知识；其二，开封犹太人也许不像欧洲的犹太人那样出于宗教目的歪曲圣经，因此查阅他们的古老经书对恢复圣经本来面目甚为重要。

龙华民、毕方济、费乐德的调查

1619年，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在中国籍修士钟鸣礼陪同下亲赴开封市，意在鼓动犹太人皈依基督，无功而返。而此前龙华民曾于1610年11月23日致函罗马的耶稣会总会长报告利玛窦病故事，并描述开封犹太教堂，希望派遣两名精通希伯来语的神父入华以便研究犹太人的经书。1628年，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在距犹太教堂不远处建立开封第一座耶稣会住院。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edo,1594—1642）亦于1631年到开封市并建立教堂，此后至1642年去世，大多在开封。但是毕、费二人在开封以传教为任，对犹太人即或有所调查，也疏于记载。总之，17世纪的耶稣会士“发现”了开封犹太人，但这一百年间对他们的认识却没有大的突破，使他们改宗的努力也进展缓慢。

礼仪之争与骆保禄的调查

进入18世纪，两场争论使欧洲人开始真正关注中国犹太人，也促使在华耶稣会士进一步了解开封犹太人。这两场争论就是“礼仪之争”和塔木德（Talmud，即犹太法典）派信徒是否伪造希伯来文圣经的争论。17世纪中叶爆发的“礼仪之争”焦点之一是中国基督徒祭祖祀孔是否属偶像崇拜行为，其间在华耶稣会士证明此种礼仪并非偶像崇拜的证据之一即为开封市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很早就进入中国，其汉化程度很高，但同时又维护着一神论，足以说明适应中国礼仪习俗并无损于信仰的纯洁性。

要支持此种结论需要证实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原地区犹太人是否在周代或汉代就入境，其次是开封犹太人是否偶像崇拜者。于是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骆保禄（Jean-Paul Gozani,1647—1732）受命取证，于1702年赴开封详细调查犹太人情况，并于1704年11月5日在开封致书北京的会长苏霖（Joseph Suarez,1656—1736）神父汇报调查结果。骆保禄此行主要目的是了解开封犹太人的礼仪，他在信中最后得出几点结论：犹太人热爱他们称为天、雅威、上天的造物主，他们祖先留下的牌坊、牌匾和碑文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的文人也像中国的文人一样到孔子庙祭祀孔子；他们在“聂氏宗祠”以与中国人相同的仪式祭祀祖宗，但不设牌位和遗像。骆保禄此行获得了耶稣会士想要的证据，即开封犹太人正是将参行中国礼仪与遵守一神信仰完好结合的一个实例，但这些论据在礼仪之争中是否发挥了作用，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

孟正气与宋君荣的调查

中世纪晚期，犹太人指出希腊语和拉丁语《旧约圣经》译本中存在没有忠实表达希伯来经卷原义之处，基督徒则反驳是犹太人篡改了希伯来经文的原义，删去有关基督降临的预言。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欧洲教会的人急于想知道自己的怀疑是否有根据并且希望能找到更可靠的古本，所以17世纪初“发现”开封市犹太人的耶稣会士纷纷提出应该研究开封犹太人圣经的全部稿本以供比较，此议在18世纪初得到不少欧洲本土人士的响应。懂得希伯来语法国耶稣会士的孟正气（Jean Domenge）便肩负着此种使命。孟正气在1718—1719年间首次访问开封犹太教堂，1721年又在该城居住8个月左右，1722年再次逗留两个月。他在3次访问开封期间所寄出的关于犹太人的11封书简堪称19世纪以前西方人所见关于开封犹太人的权威资料。孟正气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开封市犹太人的圣经文本与阿姆斯特丹本相吻合；它们的标点断句有区别；开封犹太人声称他们的圣经已经有三千年历史；开封犹太人进入中国的时间可能早于耶路撒冷王国城被毁的公元前63年。

孟正气研究的结果证明犹太人没有篡改经文。但是欧洲的基督徒仍不死心，借口是没有得到开封圣经全本。所以，以宋君荣1723年到达开封试图谈判购买经书为开端，西方人一直觊觎这些经卷。19世纪，随着开封犹太人的衰落，所有的经卷陆续流散到西方人手中，西方汉学家和神父对这些经卷经过仔细研究核对后，证明中国犹太人的经卷与西方通行的经卷完全吻合，这场希伯来人伪造圣经的争论至此终于落幕，而由此也证明孟正气所得结论的权威性。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来华时则专事研究开封犹太人的碑刻及其入华问题，他在1723年3月24日于赴京途中路经开封，著录犹太会堂中的四本碑文，数月后将此碑文及其注释文寄往巴黎，并附论文《中国之犹太人》。后来宋君荣又陆续撰文，通过碑文确定犹太教输入中国的时间与渠道，即周代末年从波斯、呼罗珊两地进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