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死(2013年大江健三郎所著的小说)

《水死》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水死》的主人公以大江亡故的父亲为原型，切实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不同时期的时代精神，让读者得以发现潜隐在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负面精神遗产——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水死》的叙述者“我”是在大江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作家长江古义人，描述了“我”的父亲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与青年军官们建立起特殊关系，为了挽救日本即将战败的残局，密谋仿效文化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在《金枝》中的杀王表述，组建特攻队驾驶飞机轰炸“帝都中心”以“杀王”。

大江健三郎对自己的精神史进行解剖，认为引发日本社会种种危险征兆的根源皆在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呼吁人们奋起斩杀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迎接将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详的民主主义的这个新王。

与“父亲”所不同的是，古义人宁死与之对决进而试图杀死的，是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以“天皇氏皇帝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这应该是、也只能是“杀王”意象在《水死》中的最大隐喻，也是作者大江健三郎在当下的绝望中寻求新的时代精神的最大之希望。

作品简介

《水死》的故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即将战败之际。“我”是已经步入老年的作家，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当“我”还是少年时，“父亲”响应青年军官们的建议夺取神风敢死队的飞机并挂上炸弹，飞往“帝都”东京轰炸皇宫，炸死天皇以挽回战败投降的悲惨结局。

《水死》的核心人物之一“我”父亲——长江古义人尊称“长江先生”，在战争进入最后的惨烈阶段时，“长江先生”以酒肉招待手持高知县一位先生的介绍信函来到村里的年轻军官，席间听他们说起“必须改变维新以来的历史进程”，以避开即将到来的战败结局。于是，“我”父亲带领家人大黄越过四国山脉拜访高知的先生，受其教诲之后得到大部头《金枝》全集中的三卷。尤其在第三卷“杀死神王”的相关处，将书借给“我”父亲的那位先生特意在应予重点阅读处——画上记号，其中一页的内容是这样的：不管有多少关心和提防，总不能防止人神变老、衰弱并最后死去。他的崇拜者不得不预见到这个悲惨的不可避免的事，并尽可能地应付得好一些。这是非常可怕的危险，防止危险的办法只有一个。

人神的能力一露出衰退的迹象，就必须马上将他杀死，必须在将要来的衰退产生严重损害之前，把它的灵魂转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使人神致死，而不让他死于老病，这样做的优点对原始人来说是相当明显的，而将他杀掉，他的崇拜者就能，第一，在他的灵魂逃走时肯定会抓到并将它转给适当的继承者；第二，在他自然精力衰减之前将他处死，他们就能保证世界不会因人神的衰退而衰退。所以，杀掉人神并在其灵魂的壮年期将它转交给一个精力充沛的继承者，这样做，每个目的都达到了，一切灾难都消除了。

更直率地说，是要“将贯穿三卷本的‘杀死人神’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国家的神话构想，现实性地与这个国家的天皇制直接联系在一起”。于是，“在最后那次会议上大家情绪激昂，认为战争好像将比此前一直议论的时间更早地以失败而告终，因而必须立即实施长江先生的一贯主张——用特攻队的飞机轰炸帝都的中心。”大家都知道这里所说帝国之都的中心正是皇宫。不言而喻，轰炸皇宫的目的当然是杀死天皇氏，以此来防止国运的衰微。

当一位与会军官提出为了藏匿秘密弄来的载有炸弹的飞机，需要在森林中因石陨石撞击而产生的开阔地修建临时机场并炸掉那块巨大的陨石时，“长江先生”却激烈地大声反对，认为外人不可以踏入森林中那块名为“鞘”的开阔地，因为那里“自很古的时代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场所，根本不是为修建临时机场而大兴土木的地方”，因而不容“你们这些外人的脚踏入‘鞘’”半步。

森林这个边缘场域的神话和传说显然远远超过国家主义思想以及杀王/杀天皇氏的计划对“长江先生”带来的影响，“我”父亲无法容忍因修建临时机场而破坏那座拥有暴动历史之记忆的森林，“我”父亲的下场是悲惨的，为了在保住那座森林的同时设法杀死天皇，他只能先行殉死以明志，从而激励青年军官们起飞特攻队的飞机轰炸帝都中心。翌日晚间，他独自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顺流而下，带着那三卷《金枝》和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的杀王想象，溺死在不远处的下游。

那只“红色皮箱”后来被警察送了回来。多年来，“我”一直希望查阅那只皮箱中的资料，以便将这段事实构思为“水死小说”，却因得不到母亲支持而无法查阅箱中资料，便依据想象创作了小说《亲自为我拭去泪水之日》，却未能成功描绘事件的经纬。

作品目录

创作背景

大江健三郎曾因发表长篇随笔《冲绳札记》揭露发生在冲绳的人间惨剧，而被日本右派势力告上法庭。做答辩的同时，大江健三郎思考，如果小说中的主人公站在被告席上会如何辩论，随后以此为主要线索创作了《水死》长篇小说。

在冲绳县立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的第四展厅，碑文上题有“镇魂”二字，所有战死的姬百合部队成员的照片都悬挂在那里，但没有任何文字说明；然而在民间设立的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内，却清晰阐明日军在战争中不负责任与加害行为。围绕战时日军是否对冲绳民众有加害行为，展示或者说明严重对立，它延伸到学术界，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因为在其《冲绳札记》一书中揭示日军对冲绳民众的加害行为，被日本右派告上法庭。法庭内外，双方展开激烈对抗。

角色介绍

“我”

“我”三十岁刚出头，是一名小说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已经是老人了，曾获得国际文学大奖。“我”早在学生时期就开始写作。在主人公“我”十岁的时，他经常梦见自己在“水死小说”中的场景。当“我”二十岁时，他从某位英国诗人的诗作中认识了“水死”单词，“小说家”——“我”虽然连短篇小说都不曾试写，那部“水死小说”却已在思维中形同确定。“我”的长子阿亮，患有先天头盖骨缺损症。

长江古义人

“我”父亲——长江古义人尊称“长江先生”。1945年的夏天，长江因洪水溺水而死亡。

长江古义人无法容忍因修建临时机场而破坏那座拥有暴动历史之记忆的森林，同样无法容忍青年军官们踏入森林中那片神话和传说的空间，哪怕这样做是为了杀死天皇氏这个人神“以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国家”。“我”父亲——“长江先生”的下场是悲惨的，为了在保住森林的同时设法杀死天皇，他只能先行殉死以明志，从而激励青年军官们起飞特攻队的飞机轰炸“帝都中心”。他独自乘坐舢板在洪水中顺流而下，带着那三卷《金枝》和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杀王想象，溺死在不远处的下游。“长江先生”的这种思想和行事风格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大弟子大黄。当年，在青年军官们的胁迫下，大黄曾目睹恩师为了自己的时代精神而殉死，其后，大黄为继承遗志而组建国家主义团体，长年以来在当地的国家主义分子心目中拥有很大威信，且与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各色人等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水死》的主题思想即抵抗“天皇氏皇帝万岁”的“时代精神”

“绝对天皇制”也称为“近代天皇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象征天皇制”所取代。战前和战争期间支撑着“绝对天皇制”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因此而消灭，成为复活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

作者大江健三郎认为，引发日本社会种种危险征兆的根源皆在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呼吁人们奋起斩杀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迎接将给日本带来和平的民主主义的“新王。”

《水死》反映出二战前后不同时期潜隐在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负面精神遗产——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时代精神。同时，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以“穴居人”为象征的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

“我”父亲——长江古义人身上存在着两种时代精神，第一种是日本以军国主义教育为主体的“时代精神”，也就是“作为神的天皇氏/现人神的精神”；另一种则是日本战后接受的民主主义教育，以新宪法为主体而构建的“和平主义精神”。

日本国家主义的幽灵仍然存在于包括古义人在内的诸多日本人的内心里。换句话说，几乎每个日本人内心里都不同程度地存留着以“天皇皇帝万岁”为象征的昭和精神，这种时代精神接连着战争、死亡和毁灭。

古义人对他自己来说最为重要的，便是表现具有积极价值的时代精神，即便为时代精神殉死也在所不惜。在日本民主主义教育精神的影响下，古义人到达“森林”中的故乡，与来自城市的男女青年组成的“穴居人”剧团合作。

18年后，当发子为了“无论如何也必须进行抵抗，要围绕这个国家人们的根本性的特性进行批判”而登台饰演森林里的暴动女英雄时，她试图将女英雄在森林里的受难与自己在东京的受难联系起来，从而揭露140年以来日本的女人们一直在遭受着男人的强奸和国家的强奸这个惨痛事实。她想用140年前参加暴动的女人们吟唱的曲调，勇敢地唱出“男人强奸咱们，国家强奸咱们/咱们女人出来参加暴动呀/不要被骗呀、不要被骗呀！”

由于髫发子不愿屈从于伯父的淫威去改变揭露其丑行的台词，她再次遭彻夜强奸。髫发子的伯父，妄想摧毁她的身体和意志，以便让她第二天登不了台。

如果说，18年前髫发子的伯父对亲侄女的强奸只是出于兽欲，那么18年后的强奸就是兽欲复加政治迫害了，这一切确切无误地印证了髫发子所要唱出的“男人强奸咱们，国家强奸咱们”的心声。

《水死》是两种“时代精神”较量的直接产物。面对“时代精神”——超国家主义的昭和精神和提倡和平的民主主义精神，长江古义人选择了为后一种精神殉死。

叙事艺术

小说以作家长江古义人为叙事者“我”探明父亲之死真相展开叙事。太平洋战争末期，古义人的父亲与担忧战况不利于日本的青年将校们来往密切。一天晚上，“我”的父亲决意采取暴力行动，独自一人驾着小船离开村庄，结果在洪水中溺水身亡。古义人早在四十年前就曾构思将父亲“水死事件”小说化，但因创作技法“不够娴熟”被迫搁浅。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他“终于确信自己有能力复原父亲之死真相”，于是以母亲在“红色皮箱”里保存的有关父亲生前的资料为线索，完成了他“晚年工作”的集大成《水死》。该作品问世后，在日本文学界激起了不小的浪花，各大报刊和杂志纷纷登出书评。日本著名评论家三浦雅士率先指出：《水死》是一部势在必写的“水死”物语。该部必写的小说《水死》的核心部分，是已完成小说《亲手拭去我眼泪的日子》。

《水死》从叙事策略上直指小说创作本身，旨在揭示日本昭和时期的“时代精神”，乃至20世纪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从诗的真实与隐喻、“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和多元的叙事主体切入，透析大江文学在创作技法上的革新和主题上的突破，洞察大江文学“晚年工作”的射程。诗的真实与隐喻引用他人诗作，以隐喻的形式从诗学的高度不断深化作品主题，真实地反映现实世界，已成为大江文学的一大特质，但在小说卷首同时引用英、日语并置的诗之样式尚属首次。《水死》中引用诗歌样式与以往作品的不同之处，也是该小说叙事技法上的一大革新。

《水死》中，作者在不同情境下以英、日文的形式并置，反复引用托马斯·艾略特的诗歌《荒原》中的一节“死在水中”：“海底的潮流/悄悄低语/捡拾他的骨头/在他飘上沉下之际/他度过了老年和青春岁月/进入了漩涡/”。

作者通过在不同情境下引用同一节诗的不同译文，丰富了小说语言的多义性。比如，小说中引用艾略特的“死在水中”的一节诗时，对其中的一句诗同时引用了两种译文。深基译：度过了老年和青年时期的不同阶段。西顺三郎译：年老的日子、年轻时的日子，一个接一个地浮现在他的记忆中。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古义人在意的主要是译为“老年”，西脇将它译为“年老的日子”，而根据托马斯·艾略特原诗的直译则是“他度过了有生之年的各个阶段”。但是，在此，大江健三郎最关心的是死在水中的人物弗莱巴斯。当年，他年轻貌美，虽说是度过了辉煌的一生，但其实仅仅是他壮怀激烈的青春和痛苦的童年时期而已。从该段对话中，读者可领略到小说中引用他人“诗歌”的特点和魅力所在。“这一想象显然超越了文本自身的寓意，使卷首引语与章节中的戏剧性事件构成张力，在叙事艺术上具有“对话”功能。

当年在“年轻貌美”之时死于水中的弗莱巴斯，与当时正直壮年就在洪水中溺水而死的古义人父亲的情形重叠。在此，如果进一步联想：两位英年早逝者是如何度过“壮怀激烈的青春和痛苦的童年时期”，即可发现其中的重叠和联想，旨在启发读者继续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即军国主义时代的结束）与“我”的父亲之死——反抗“天皇制”下的国粹主义——密切相关，从而凸显了作品的重要主题。

如此叙事技法之所以能取得艺术效果，关键在于通过诗歌“死在水中”的一系列隐喻词语的处理，在读者心目中唤起视觉性的图像。小说中通过隐喻唤起图像或视觉再现的人物形象重叠——“父亲”与弗莱巴斯；“我”与“父亲”——折射出了历史层面上的、父子传承的文化反叛。结合这一引申意义，来理解诗歌中再现的“海底的潮流”、“骨头”和“漩涡”等意象，就会更加深化对作品的理解。

比如，特里林认为，“死在水中”讲述的“水”的意象蕴含着生命的获取，而“火”则扮演着破坏性的力量。溺死的腓尼基水手弗莱巴斯，被一首简洁的挽歌来悼念。这就是通过引用诗歌的形式，赋予小说中“‘水’与‘火’的意象”。也即，《水死》既是一首悼念父亲的挽歌，又是歌颂父亲历经人生洗礼、至今仍然“威严行走在波浪里”，而且这里的“波浪”又与峡谷村庄“淼”的“森林”意象重叠。

结合作者创作《水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从中不难发见：作品中表现的由个人境遇的挫折生发的死亡动机所折射出的情绪，正是作者对日本近代史和现实社会的绝望抗议和呐喊。

“戏剧化”的叙事结构即所谓小说的戏剧化，并不是将小说写成戏剧，而是将相互对立的复调声音导入小说，形成交响乐式的多声部的叙事结构。

《水死》以戏剧演员穴井子和作家“我”共同探讨如何将四十年前放弃的“水死小说”展开戏剧化叙事。作家古义人正在写“水死小说”，而穴井子一边等待着未完成的小说，一边已经做好计划——在尊重作家古义人过去的所有作品的基础上，把“水死小说”作为其“晚年工作”的集大成，将古义人和故事中再现的“我”的“父亲”，以戏剧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水死》就被设定为一个开放性的文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导入不同的乃至相互对立的复调声音。

穴井子以朗诵剧的形式，将“我”的小说《亲手拭去我的眼泪》呈现在读者面前。戏剧舞台背景：“在一个夏天的院子里，葱绿的枝叶间盛开着淡紫色和深红色的野蔷薇。”穴井子朗诵：“总之，8月某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我’和一些军人推着坐在一个木制车子上的父亲，缓缓离开峡谷村庄，打算去一个地方城市发起暴动。”此时，作家“我”一边在台下观看演出，一边想起“我”和母亲曾因小说《亲手拭去我的眼泪》闹到“恩断义绝”的地步。

小说主要内容：暴动发起于1945年8月16日，当时，在日本帝国的版图内，还没有出现因军人对日本投降不满而举行枪战暴动事件。于是，为了给叛军筹集资金，“我”和一些军人推着坐在木制车子上的父亲去袭击松山银行，结果父亲被乱枪射死。在此，舞台上的朗诵剧与舞台下“我”的回忆，在叙事艺术上发挥着历史层面上的对话作用。

首先，8月16日这个特殊的记忆符号，立即唤起读者对历史的追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全世界宣告无条件投降。而朗诵剧中特意把8月16日改为“8月某日早晨，天空一片漆黑”。其中，如果说“天空一片漆黑”暗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惨败的、日本国民的绝望心境，那么那天“早晨”父亲带领“我”和一些军人采取的行动，则象征着希望。同时，这种希望又与朗诵剧背景相呼应。其次，通过戏剧化的叙事，不仅使空间变容为复数空间——既是历史空间，又是当下空间，而且使叙事主体“我”也演变为复数的“我”——“我”既是作家，也是听众，与此同时朗诵者穴井子也是“我”的一部分。

因此，《水死》虽然承接过去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固有表现技法，但因叙事视角的微调，又构筑了一种新的叙事样式。如果说上述的朗诵剧仅仅是朗诵者与“我”的对话，那么，同样以朗诵剧导入的夏目漱石的小说《心》则更是别出心裁，直接升级为朗诵者与观众的对话，并将日本近代史的原点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进一步深化了作品主题。

在四国森林的圆形剧场，朗诵者穴井子扮演“我”的老师，他说：“深受明治精神影响的我，如果要殉死，那也只能为明治精神殉死。”对此，舞台下的观众纷纷发言，给予反驳。首先是扮演“高中生”的观众提出异议：“老师，你背叛了朋友K，结果导致其自杀，这与明治精神有何相干？”接着是扮演“国民”的观众辩解道：“难道你怀疑老师为明治精神做出的尊贵选择殉死吗？”在此读者不难发现：“国民”的观点代表着迄今为止一般读者对夏目漱石的著作《心》的主题的理解。

比如，夏目漱石研究专家三好行雄的观点：漱石让老师殉死于“明治精神”，统一了作品的主题。我们在直面“充满自由、独立和自我的现代”社会时，不仅要将其作为命运接受，同时要有忍受孤独和寂寞的精神，即无论试图通过肉体的侮辱获得高贵精神的K，还是虽然怀疑K的无谋，但结果仍以自我处罚的形式进行赎罪的老师，他们都是“明治精神”的体现者。

而“高中生”提出的质问，与作者长期以来对世俗的解读《心》之主题的不满相通。

1945年的夏天，长江古义人冒着暴雨独自乘上小船离家出走，结果因洪水溺水而死。“溺水”并非“父亲”的真正死因。小说中让“父亲”的弟子大黄的灵魂登场，以同时代代言人的身份证明：“父亲”是为反抗那个时代的“军国主义”精神殉死。因此，《水死》是一部再现主人公长江古义人经历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时代精神”的杰作。所谓相互矛盾的“时代精神”，即战前的军国主义和战后的民主主义。而且，这一对“时代精神”正是古义人“我”从父亲身上继承而来的、反抗国家权力的民众精神。

《水死》以小说中导入戏剧的样式展现故事。“我”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出现，在观看戏剧时视觉与听觉并用。运用复调式的对话是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作品由重视视觉转向视觉和听觉并用的一大变革。

作品评价

《水死》的整体故事简单，但叙事结构非常复杂。他的写作资源抽离了日常生活，尤其是晚年完全进入了教科书和图书馆式的写作状态，体现出不同领域知识的融合。再加之其对灵魂和精神世界的关注等内容，都加大了作品阅读的难度。作者与主人公的经历相似度很高，使作品具有很强的“私小说”色彩。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作家本人，就无法有效和充分地理解其作品，因为作家深刻地参与了小说的思想和意蕴的经营，他本人的生活与作品也形成了互文乃至同构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过去经典小说的更加宽阔和复杂的叙事模式。

——中国作家网

读大江健三郎作品《水死》，想起了屈原《离骚》中的句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