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

张岂之（1927年11月－），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江苏南通人。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1952年清华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肄业。历任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校长、校长、名誉校长，兼任陕西省社会科学会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

张岂之受汤用彤、贺麟、侯外庐等人的影响，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出版《中国儒学思想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近代中国伦理思想的转折》《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等著作。张岂之提出中国思想史主要以理论化的社会意识为研究对象，重视弘扬中国思想文化的幽香传统，强调科学性与时代精神的统一，力图对历史文化遗产作出全面探讨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从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侯外庐学派的特点。他强调教育的人文化功能，积极倡导人文教育，将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成果渗透于大学教育理念，编撰有《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华人文精神》《中国历史》(6卷本）《中国历史十五讲》等多种教材，并主编学术文化普及刊物《华夏文化》。

人物经历

教育经历

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同年考入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读研究生。

工作经历

1951年在重庆教育学院任教。

1952年在西北大学从事教学工作。

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为博士生指导教师曾任西北大学历史系主任。

1980年晋升为教授。

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任西北大学副校长。

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任西北大学校长。

2001年至2003年任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

现任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要成就

出版著作

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及学术领导经验，主持过多项重大、重要科研项目。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中国思想通史》1-2卷，后来又同侯外庐、邱汉生先生共同主编了《宋明理学史》（上、下）。8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以来，他主编或自著的著作有18部，2001年以来主编完成的有《中国思想学术史编年》（6卷）、《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9册，400余万字）、《中国历史》6卷本、《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道法自然》。多年来在《哲学研究》、《中国史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种报刊杂志发表大量学术论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注素质教育（含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发表多篇论文。

自著有《顾炎武》《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春鸟集》《中华人文精神》。并主编《华夏文化》杂志。

人才培养

自1978年以来，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各数十人，博士后人员10名，多名学生已经成为全国多所大学思想史、哲学史和历史学等领域的科研教学骨干。

人物影响

张岂之：中国没有国学大师

张岂之在登上“全球通名家讲谈”讲台后，首先请人们不要将其称为国学大师。他表示自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认为这样的称号不适合他。他还提到，他的老师季羡林先生虽然拥有几顶桂冠，包括“国学大师”这一称号，但季先生本人曾公开表示这个称号对他来说不太合适。由于季先生已年逾九十，尚不敢自居此称号，张岂之认为自己年仅八十，更不应使用这一称谓。

慎用“国学”一词

张岂之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国学热”在近年来悄然兴起，且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复兴而言，研究历史文化与国学至关重要。他认为这股热潮是民族文化意识觉醒的体现。然而，在最近的演讲中，张岂之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即应慎用“国学”这一概念。他提到，自1927年王国维先生去世后，由于学科的细化分类，中国没有再产生出笼统意义上的国学大师。这并不意味着后人不如前人，而是指现今的学者更多地专注于各自的专业领域，如中国文学史、思想史、哲学史或美术史等。因此，在他看来，1927年之后已不再存在一个笼统的国学大师的概念。

张岂之建议媒体今后应尽量减少使用“国学”一词。他提到，在十七大的报告中，胡锦涛主席使用了“中国文化”而非“国学”来描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动力，这一提法被认为更为深刻。张岂之认为，“国学”一词的含义不够明确，可能导致不同的理解和分歧。

在现场，一位观众对传统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提出了疑问。张岂之对此进行了详尽而缜密的回答，梳理了国学的起源和发展。他解释称，3000年前的西周时期，政府开办的教育机构被称为官学，也可称之为国学，因此国学的含义之一是政府办学。官学中的教师由官吏兼任，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然而，孔子打破了这一局面，他开创了私人办学，使平民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直到19世纪，为了区分本土文化和西方科学技术，中国学者才提出“国学”一词。到20世纪初，为了用科学的方法整理民族文化遗产，清华大学于1925年至1929年创办了国学研究院，吴宓在开学典礼上定义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全体。

从“仁”到“和”

张岂之认为，在一个多小时内全面阐述中国文化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他选择从儒家和道家这两条主线入手进行介绍。他特别强调了《论语》和《道德经》这两部著作在中华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张岂之将《论语》的核心思想概括为“人学”，即探讨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及如何成为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对自己的成长历程进行了总结，从十五岁立志学习，到四十岁不再迷茫，再到五十岁理解天命，六十岁能够容纳各种声音，七十岁则能随心所欲而不越轨。这一描述成为后世划分人生阶段的重要标准。张岂之分析指出，孔子在四十岁时已经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再动摇；五十岁时开始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六十岁时则能够坦然接受各种评价。然而，张岂之也坦率地表示，自己虽然已经八十岁高龄，但在听取意见方面仍然无法达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价值观中的“仁”是孔子对君子修养的基本要求，他解释“仁”为“仁者爱人”，具体表现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一步地，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君子气度与胸怀。在“仁”的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和而不同”的价值观，强调不同方面的相互结合，这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相契合，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欢迎。

与此同时，道家与儒家几乎在同一历史时期产生和发展。老子在《道德经》中阐述的核心概念是“道”，它最初指道路，后来引申为规则和规律。老子认为天地间的空间是“无”，这个“无”具有不确定性，万物从中逐渐产生。他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味着人应该学习自然之道，让生活回归自然状态。道家的思想被视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

警惕国学娱乐化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相关书籍和传播渠道也日趋多样化。有观众现场向张岂之提问，如何更有效地传播中国文化，并确保国民能够延续中华文化的精髓。

张岂之指出，仅仅依赖书本已无法满足大众的需求。虽然大学里开设的中国文化课是培育青年文化观念的一种途径，但普通民众接触传统文化的最便捷途径仍然是媒体。媒体通过各类电视节目、影视作品和网络信息，极大地加速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然而，张岂之对传播内容的规范性表示担忧，担忧国学沦为仅满足表层视听享受的文化快餐。他认为，虽然文化快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维，长期接触可能导致观众在文化上“营养不良”。因此，媒体在开设国学栏目时，除了需要具备良好的讲故事能力外，还应深入理解史料，以确保对历史的阐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张岂之的担忧有其合理性，国学热的兴起虽然值得欣喜，但也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

一些学者分析认为，国学热潮反映了中国在长时间内人文教育的不足，导致人们渴望补充文化经典方面的知识。然而，这种渴望迅速补充的心态直接影响了书市的表现，解读经典的书籍热销，而经典原著的销量却相对平淡。过度娱乐化地解读国学更是带来了明显的弊端。例如，将李白的诗句“脱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解读为他是唐朝第一古惑仔，或者因“冷月葬花魂”而推测林黛玉是沉湖而死，这些解读偏离了严谨的考证，变成了文字游戏，趣味化过度导致了偏差，这种倾向值得引起警惕。

张岂之期望从事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人们能够踏实工作，减少浮躁与喧嚣，以期国学复兴的步伐能够走得更稳健。

获得荣誉

作品

个人

社会任职

历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历史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陕西省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协会副主席、陕西省科技史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兼职研究员或教授、陕西省政府专家顾问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